禁使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
国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东西是赏赐和刑罚。赏赐依据功劳，刑罚根据罪行。
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所以论定功劳，调查罪行不能不审慎。
夫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与无道同也。
赏功罚罪，但国君不确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没有法度是一样的。
凡知道者，势、数也。
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权势统治的方法。
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强悍而是仗恃他的权力；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他的统治方法。
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
如今飞蓬遇旋风而行程千里，是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运用了悬绳测量法。
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
所以凭借外部力量即使道路遥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测量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测出来。
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
就像离娄在黑夜中连高大的山也看不见，而清晨的阳光明亮，他能够辨别天上的飞鸟，地上秋天的毫毛。
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
所以眼睛能看见东西是靠太阳的光明。
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
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不需多设官吏而有廉洁的效果，运用合适的方法处理事物。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
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
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
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
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
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
通数者不然也。
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
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
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也不敢做坏事。
故先王贵势。
所以古代帝王重视权力的运用。
或曰： 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
有人说： 君主持虚心、稳重的态度对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应的查验，经过查验就能发现奸邪。
君以为不然。
我认为不是这样。
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
官吏在远离国君千里之外的地方决断政务，十二月按时将决断的事登在簿书上。一年一计，而君主听一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断定，因为物证不足。
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
但是东西出现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声音在耳边响起就不能听不见。
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
所以东西在眼前就能辩别；言论响起就能论定。
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
所以治理清明的国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隐藏他们的罪恶，就像眼睛不能使见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审视一般。
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
政治昏乱的国家不是这样，只凭官吏众多。
吏虽众，同体一也。
官吏虽众，利益一致。
夫同体一者相不可。
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监督。
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
而且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用以互相保证的。
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恶，这不是不顾念亲情，而是人民不容他们隐瞒。
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
君主与官吏，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
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异者也。
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就不行，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
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
假如马会说话，马夫的罪恶就无未能隐藏了，因为马和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
利益一致，罪恶相同的人，父亲不能追究儿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
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
官吏与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恶也相同。
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
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们，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证的根据。
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
人民蒙蔽君主而无妨碍，这个制度，贤者不能增加，不贤的人不能减少。
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所以，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是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统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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