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饰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未成形的抽象的叫做道，已成形的具体的叫做器。

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

奇妙的道理难以表述说明，即使用精确的语言也无法将它的极妙之处写出来；具体事物虽容易描写，用有力的文辞更能体现出它的真象。这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才能有大有小，而是因为事理本身就存在难易的差别罢了。

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

所以从开天辟地以来，对于声音样貌的描述，能用文辞表达出来的，夸张的修辞一直在被使用；即使是《诗经》、《尚书》中那种雅正的语言，用来教育世俗、训导世人的书籍，使用的事理一定要广博，文辞也用夸张的修饰。

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

所以《诗经》里面谈到高就说山高可顶天，谈到狭窄就说河中容不下一艘小船；谈到多就说子孙有千亿，谈到少就说百姓一个没有留下。《尚书》里面讲到洪水包围丘陵，就说水势漫过了天际；讲到殷王的士兵叛归周人，就说流的血让杵棒都漂起来了。

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

这些虽不免过甚其辞，但对于所要表达的基本意义却并无妨害。

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

再如猫头鹰的叫声本来是难听的，怎能真像《诗经·鲁颂·泮水》中说的，因为它栖在泮水边的树上而变得好听起来了呢？

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因此孟轲曾说过：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拘泥于辞藻而妨害了对诗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拘泥于诗句本身而误解了作者的原意。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

从宋玉、景差开始，作品中使用夸张的修辞开始盛行起来。

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

司马相如继承了这种风尚并变本加厉，误谬失实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他写到上林苑中的高楼，便说流星与曲虹好像进入了它的窗户；写到追逐飞禽的众多，竟说龙雀、焦明等奇鸟样样都能捕到。

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

后来扬雄作《甘泉赋》，因为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他为了描写的奇特，就借重玉树这一珍宝；为了形容楼阁的高耸，就说鬼神也要跌下来。

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

还有班固在《西都赋》里谈到了比目鱼，张衡在《西京赋》中谈到了海若神等等。在现实中无法得到验证的，就会变得更加夸张，这种夸张使用没有穷尽。

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

此外如扬雄的《羽猎赋》，里面说要鞭挞洛水的宓妃，要她送酒菜给屈原等人；张衡的《羽猎赋》又曾说，要把水神玄冥囚禁在北方的荒野。可是，那美好的洛神，不是鬼怪；而这水神玄冥，也不是妖魔；他们这样不切实际地任意描写，难道不是太粗疏了吗？

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剌也。

这样写不过要想增加声势，便把事情写得夸张一些，却显然违背了义理。

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

但这些作品在描绘山海的状貌和宫殿的形势上，都能充分表现出那种宏伟高大、光辉灿烂的壮观；色彩的鲜艳有如融融的火光，楼台的高耸富有飞动的气势：所有这些，都是依仗夸张手法来表现出事物的形状，借助修饰文采来显示事物的奇特。

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掷而羞跼步，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因此，后来许多才人发扬了这种风气，凭借着这种声势。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

他们振翼高举，势将奋飞；踊跃奔腾，耻于缓步。

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昆取琰。

他们如果写繁盛，即使是春日丽景也不如这般鲜艳；如果写衰萎，即使是荒凉的寒谷也没有这样萧条。

旷而不溢，奢而无玷。

写到愉快，文字好像带着欢笑一齐来到；写到悲伤，音调好像和哭泣同时并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