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 第十六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
世为名族。
世代为名门望族。
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 雷、蒋、谷、鲁，刘最为祖。
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 雷、蒋、谷、鲁，刘为最祖。
父观，平阳太守。
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
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
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
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
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
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
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
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
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
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
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
累迁中书侍郎。
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
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
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
迁议郎，守廷尉。
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
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
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
在职六年，号为详平。
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
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
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
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
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
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
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
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
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
寻以母忧去职。
不久因母丧离职。
服阕，除淮南相。
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
在官严整，甚有政绩。
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
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颂在郡，上疏曰：
刘颂在郡上疏说：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 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 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
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
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
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
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
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
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
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
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
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
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
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
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
何则？
为什么呢?
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
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
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
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
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
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
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
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
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
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
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
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
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
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
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
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
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
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
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
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
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
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
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
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
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
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
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
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
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
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
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
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
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
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
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
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
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
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
何则？
为什么这样说呢?
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
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
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
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
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
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
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
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实赖前绪，以济勋业。
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
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穨矣。
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
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
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
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
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
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
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
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
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
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
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
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
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
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
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
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
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
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
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
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成就伟业，传给后世，没有忧虑吗!
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或者说，我的话难道就不能放在圣上的心上!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
回想千万年以来的大事，有两条道理。
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
天下国家，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就很难反正。
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
因此思虑能使后世长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当前的政事，政权稳固遗留大业，才能使后世有所依靠。
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
如果同时建立诸侯王而立藩国，使根深蒂固，就会国运延续没有穷尽，可以和三代相比。
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
如果自身在位时的国政，遗风遣业传不到后代，即使立藩国，但成就大国基业的制度不建立，后继者衹能凭自己的才智来建国家大业。
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
如果不能依理而行，虽然到了以后的时代，忧患的责任仍然会追究到陛下头上，那时将怎么办!
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国家，建立坚不可摧之势，那样天下就没有遣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
圣明不能传到后世，后继的人不是必然贤明，这是常理。
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
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顺应形势而不是依靠人。
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
顺应形势，指的是分封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县。
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
考察郡县，就使小的政务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势却很危急；诸侯作为藩邦，则会日前虽多失误但从长远考虑却很稳固。
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籓固内外，维镇九服。
圣明的帝王推测前后弊端，权衡轻重之理，包容诸侯的小错误以稳固大的安定，然后足以使国内外藩屏巩固，维持统治天下。
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
武王是圣主，成王是贤能的继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贤能而建立封国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国家大业的长久流传。
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
况且善于谈论今日国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发生的事作为验证。
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
唐虞以前的事，史书记载残缺，难以知道那时的详情。
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
到了三代，就立圣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兴立帝王的亲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们，使他们开国承家，用来保障皇室，使国运久长，其中时间短的五六百年，时间长的将近千年。
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
到了秦朝，罢除诸侯设立郡县，帝王子弟不分给尺寸土地，孤立而无人辅助，两代就灭亡。
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
汉承周、秦之后，诸侯郡县混杂设置，前后两朝各传了二百多年。
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
考察当时是不用分封，虽然诸侯国强弱不同，制度错误百出，很不完备，但从其衰亡的迹象看，常在于同姓王失去职权，诸侯王势力微弱，并不在于强盛。
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
当年吕氏作乱，依靠齐、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国家。
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
七国叛乱时，梁王捍卫国家，终于平定了叛乱。
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
从此以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削夺，仅仅有享受封国租赋的权力，更严重的甚至于坐着牛拉的车子。
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
因此使王莽能够篡夺汉朝，实现了他的奸计，使天下倾覆动荡，祸害百姓。
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
光武帝继起后，虽然封立子弟为王，但不设立成国的制度，国运未能长久。
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
魏氏继承汉朝，禁闭亲戚，关押子弟，因此国运很快倾亡，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
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
长处短处的应验，灾祸福分的征兆，由此可见。
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
又魏氏虽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称帝，但三方尚未服顺，皇权不能凌驾于那些地区，实际上形成战国时各国对峙的局面。
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
大晋兴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灭了吴，可以说是功盖天下，国土比三王时还要广，车船能通的地方，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仆，四海统一，开始于今天。
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应该乘逭盛大功勋的机会，以及陛下圣明之时，分封国土，使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直至世代相传。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
我又听说国家有能臣就安宁，有权臣就混乱。
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
而帝王的制度，国君设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龄大小，设立嫡子用年长的而不是按他们贤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变的。
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
但贤明的极少，没有才能的极多，这原是一般的情况。
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
物类相求，相互感应而聚到一起，这是很自然的。
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
因此愚昧的国君在位，就会权臣满朝；贤明的帝皇临朝，就会能臣占据职位。
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
能臣和权臣，都是执掌国事而决断朝政的，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这是何故呢?
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
权臣凭藉权力树立私党，能臣通过权力尽力为公。
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
尽力为公，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祸乱的根源。
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比较而言，安定的时日少，而混乱的时日多，政教逐渐颓废，想让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
又非徒唯然而已。
不仅仅是这样。
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
假如愚昧劣弱的后继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业，得到中等贤能之才的辅佐，但建立国家的根基不深，没有枝干相辅的局势，那样的话所谓能臣的人也就变成了权臣。为什么呢?
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
国家出现倾覆的势态，当权的人就受到怀疑，被众人猜疑就难以自信，而甘愿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为保护自己的缘故就成了权臣。
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
如果国基深厚，作为屏障的藩国强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会忧惧，过去所说的权臣，现在反而忠诚而成为能臣。为什么呢?
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
从道理上讲国家没有危亡的情势，大臣不受猜疑，忠诚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于不害怕奸邪的缘故。
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
圣明的帝王知道贤能的哲王不会代代出现，因此设立藩国相持的局势来统治大臣。
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
因此一经设立五等爵位，大臣无论忠奸，都会一同尽力守忠，来顺从他们的主上。
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
诸侯一确定，继承的人不论贤能还是鄙陋，也都一样对待，等于没有忧虑。
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
况且封国如果稳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贤能的人将会使国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长治久安。
何则？
为什么呢?
势固易持故也。
是由于国势本来就容易维持的缘故。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
这样说来设立邦国如果能事事合理，就会无所不成。
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
所以周室自成康以来，到宣王以后，一直到赧王，逭中间有好些代，朝廷没有名臣，但国家没有坠毁的原因，正是由于诸侯的帮助。
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
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比立封国更重要的。
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
邪正逆顺，是维系人心的关键。现在建置藩国，应该审时度势，让诸侯王率义而行，同仇敌忾，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护京城。
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
如果诸侯包藏祸心，因奸邪而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他所凭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为。
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
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难的，陛下应该与通达古今懂得事势的人共同谋划。
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
建立诸侯国，在于使诸侯以藩国为乐，大臣以能在封国的朝廷为光荣，各自福运传承，传到万代；上下同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女，然后才能保持享受福禄，同时保卫王室。
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
现在诸侯王的封土，都超过了古时的诸侯，但诸侯轻视的爵位，大臣以所处的职位为耻辱，没有安定的心志，这是什么原因呢?
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
是由于他们地位和郡县相同，没有封国的制度的缘故。
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
现在的建置，应该按照旧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
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
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恶不会改变，心愿不会变化。
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辅。
我的愚笨想法，觉得应该早建制度，迟缓就会失去众望，要改变人心将更在十年以后，如早立制度然后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职位为荣，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辅助的事态。
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如果仍像现在一样，那就祇能是亏损国家的储存物资，白白地浪费粮食布帛，无补于镇守国土保卫皇上的大局。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
古时分封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国，后来即便是诸侯王的子孙，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
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
如果推论亲疏，转而废黜疏远的人，来立亲近的人，那就像是郡县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国的制度。
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
现在应该预先实施分封，使十世以内，血缘关系亲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区。
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
十世以后，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后亲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内一样。
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
但建立亲属封国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满了，就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上千年了。
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
现在刚刚开始分封就使亲疏关系倒置，很不合宜。
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
应再次大规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数量，都分封给人，用来使同姓的亲族为王，让亲疏远近不至于错置而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永久安宁。
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
古时的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然后人民很多，境内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备各项制度。
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
现在虽然一封国将近千里，但国力实际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国家典制。
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
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应当因时制宜，用来适应今天的局势。
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
所以应该使诸侯王国的礼仪制度少但军队纪律多，但对于古代典制中诸侯国应有的制度都给他们设立健全，对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渐趋于完备，不能立即全部设立起来。
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
要等到车甲器械都齐备了，群臣才佩带彩色服饰；仓库已经充实了，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门；国内充实了，才设置礼乐制度。
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
但宗庙社稷，应先建造起来。
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
至于境内的政务，任用官员，如果是内史、国相的话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级职务以及决断死生、粮食物资、刑罚赏赐、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诸侯王专权处理。
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
我所列举的两点，是这事的大概；其中没有写的，应在这两点范围内的，应以此为准。
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
现在的诸侯国原是一个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设立古时的典章制度，就会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机构，虚设的官制损耗实力。
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
至于刑罚赏赐，是统治下级的大权，权力不重就不能统治众人保卫皇上。
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因此我的意见认为，想使诸侯有权，就应使他们礼仪少而军队法纪多，但最终仍以能处理今天的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
周建立诸侯，长久享有封国，和称王的人并存，长久的近千年之久，时间短的也好几百年；汉朝的诸侯王，传位才到曾孙或玄孙辈。
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
人性相差不远，古今一样，而这两代诸侯王享国的年代长短相差太悬殊，这是什么原因呢?
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
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样的缘故。
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
周朝设立诸侯，使封国重于君主，公侯之身轻于国家，因此无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诛杀流放。
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
切实振兴继承将要灭绝了的诸侯的封国，因此国家不至于泯减。
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
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各诸侯王就会害怕；后代必然继承国位，所以没有亡国。
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
诸侯王害怕，然后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没有灭亡的诸侯国，天子统治依靠他们，国势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缘故。
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
汉朝设置封国，轻重相同，因此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杀，封国随着灭亡。
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
不崇尚兴继灭绝的道理，因此在下没有稳固的封国。
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
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天子居处在上，势力孤单无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国家灭亡。
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
现在应该改革汉朝的弊端，修复周朝的旧制。
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
即使有失道的国君，被诛杀灭绝，又没有子嗣继承君位，但如果有当初受封的封国的后代，不论亲疏远近，也必然能继承君位。
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
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后代，就设立虚位，等皇子出生，来继承国统，然后使国家继兴而不至灭绝。
又班固称 诸侯失国亦犹网密 ，今又宜都宽其检。
班固说 诸侯失去封国也是由于法网严密 ，所以现在又应放宽对他们的检查。
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
况且建立封国的道理，关系盛衰，大制都确定下来，颁告各封王，昭显盟誓，写在玉板上，藏进金柜中，安放在宗庙裹，副本藏在有关部门。
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
这样的话势寡力弱的小封国也不会有危险，何况万乘之国的主上呢!
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
国君凌驾于难以倾覆的封国之上，就会稳固安全，如华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
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我的意见，是希望陛下能处于安全的地位，寄托大业于已成之势，就可以没有后患了。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
现在乡村没有名士，官衙没有贤才，这是什么缘故呢?
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
对时政的议论不整肃，人们不树立德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名士。
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
下面的人不专管一职，又不进行考核，官吏不尽力，所以没有很高才能的人。
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
没有很高才能的人，就会使国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后进的人没有来源，因此我觉得应该对官吏进行考核并整肃对时政的议论。
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
想富贵而讨厌贫贱，遣是人之常情。
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
圣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这种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将公私利益等同起来，而责成人们按道义来求取财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经过贫苦，想显贵的人必先安于卑贱。
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
安于卑贱就不骄傲，不骄傲就有了廉耻；坚守贫苦的人必然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就能保全节操。
以此处务，乃得尽公。
这样处理事务，便能尽力为公。
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
尽力为公，是走向富贵的路途；不谋私利的人最终得到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
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
现在想谋求富的人不经过贫苦就得到富，想显贵的人不安于卑贱就得到显贵，公私利益相反，就导致了人情不能没有私心，满足私利不是通过为公的途径，就会常常背弃公而取私利。
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
所以风俗节操一天比一天颓废，公理渐丧，人们谋取富贵，不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
以此为政，小大难期。
这样处理政务，大小事情都难以实现。
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
但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反正。
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
又社会风气奢侈萎靡，竞相营私，众人浑然，庸俗的行为一样，不能一下就整顿肃清，升降悬殊。
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
况且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在于抑制大者，一样奢侈的人中，还有更过分的。
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
应让那些不懂得适合情理而纵情的人，放弃他们显赫荣耀的富贵，一下处在不毛之地；约束自己廉洁朴素的人，受到有俭约德行的报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
二业分流，令各有蒙。
两种情况分开来，使各得其所。
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但社会风气奢侈，不能短期内整顿肃清，因此我私下考虑，希望渐渐地来改变。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
天下极大，万事极多，帝皇仅一位，如同天日仅有一个，因此不能事事都听取遍览。
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
所以圣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务于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来处理。
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
分职已定，就不再参与，不要日夜操劳，不要怕人说不管事，而是政体应该如此，事势导致这样。
何则？
为什么呢?
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
刚开始创业策谋，不懂是非，难区别能与不能，很难对官员考察。
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
已经实行以后，按照做事的成败，来区分功罪，非常容易。
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
容易识别在于考察以后，难以观察在于创造以前，所以帝王常处在容易考察的情况下就很安然，大臣不处在危难之中就会罱。
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
现在陛下常常精于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结果，因此各级官吏处理事务时很少有做得成功与否的忧惧，矫饰文词来躲避眼前将要受到的谴责，所以政事没有处理好。
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
陛下如能抓住要领以统治臣下，然后大臣的功罪就能通过政事成败表现出来，难以逃脱对他的赏罚。
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
这样就会罪不能隐，功不能没。
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
功不能没，就使贤能的人得到勉励；罪不能隐，就会错误减少日趋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
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
我推测陛下的心意，在于尽善尽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误，所以精心于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没有失误。
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
又因为众多的官员中能胜任的很少，因此不委托政务给他们，宁肯自己终日忙碌。
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
我认为现在想尽善尽美，就应当考察结果。
何则？
为什么呢?
精始难校故也。
因为精于起始则难以考察结果。
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
官员大多不能胜任，也应委任政务给他们，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取得成功，无能的人能够显现错误。
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
错误表现出来就能废除他的职务，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任用，然后贤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来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据官位浪费俸禄来祸害政事。
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
如此不断地实行下去，就会使胜任职位的人慢慢增多起来，年代稍为久远，各部门就都能得到胜任的人才。
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
这样考核，是为政的要务。
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
现在陛下不依靠官员取得成功，而和众位官吏共同谋划事务的起始，就使功罪难以区分。
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
下面的人不能专任事务，身居官位时间不长，因此能与不能难以区分。
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
如何考察他们呢?现在的官员决不会都是贤良的人才，又决不会都是软弱无能的人。
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
但现在想举荐一位忠诚贤良的人，却得不到奖赏；查出一位无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惩罚。
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
等到被免官退职，还自认为不应该，并不是没有才能。
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
升进的人自己觉得不过是资历久和人们的奖誉而已，并不是有功绩。
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
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政务不能使圣上称心，造就是验证。
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
陛下利用现在的法度为政将近三十年，而功业不能日新一日，这原因又在哪裹呢?
古人有言： 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
古人说： 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
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
大凡我所说的，是政体的常规，但古今情况不同，遇到的事不同。
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陛下纵然不能尽得成功的途径，将事务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应上奏的事务，去掉不是急务的，使重大的事情精减大约三分之一。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
古时六卿分职，冢宰为首。
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
秦漠以来，九卿执掌国事，丞相为总管。
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
现在由尚书决断，各部门遵照执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门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减省归并。
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
可以分出众多事务交付外寺，使他们有专管的权力，由尚书总管，像古时的丞相。
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
衹有创立法制，决断死生，罢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处理。
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
其余事务由外官专掌决断，年底由台合考察计算功绩就可以了。
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
这样由九卿起始创造，决断实行，尚书记载主持，依法赏罚，其结果必然会更好地考察成绩追究错误。
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当今执行的人一举一动都受上面指挥，上面有了失误，不能再归罪于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绩，不加责罚。
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
监察部门依法纠举罪责，狱官按罪查清事实，执法的官吏根据讼辞谨守律文，大法虽然相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监察部门和法狱官吏又有些小的差异。
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
狱官注重事实，法吏重文辞，监察部门则想列举大过而略去小误。
何则？
为什么呢?
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捆微的过失，谬妄的缺点，这入之常情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会使朝野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就造成所谓本想治理却反而使局面更为混乱的原因。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放宽小罪，抓住纲要就会包罗面广，法纪宽疏就会使小的过失被遣漏，包罗面广就会为政不严苛，这是为政的关键。
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
但从近世以来，监司官员，常常不抓住大纲但对细微过错必加追究。
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
细微的遇错不足以祸害政务，追究的话就会苛捆而更乱；大纲不振，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就会使百姓失业，造就是造成缓急失措轻重颠倒的原因。
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
现在应命令有关部门改正平常的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
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
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难，陛下如不喜好支离苛密的案件，必然会责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尽力为公，则祸害国政的奸臣自然会束手就擒。
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
那些大奸犯法而扰乱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强，而豪强势力足以吓人，财货足以为所欲为，因此官员怯于他的势力而不敢上奏。
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
下吏放纵奸邪，但怕说他任职而不负责，就罗织一些小的过错。
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
使上奏弹劾不断，看起来尽力为公，而扰乱法律不公平却被掩盖。
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
不仅无益于政体，对时政的议论也更多。
古人有言曰： 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
古人说： 君子的过失，像太阳发生日食一样。
又曰： 过而能改 又曰 不贰过 。
又说： 有了过失但能改正。 又说： 不犯第二次错误。
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
这几条，都是讲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的言论。
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如果不至于祸害国政，就都应为法网所遗漏；所犯错误太大，然后加以王法，这是我所说的罪过深浅如何处理的大概。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
君子应保全美誉来从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诛杀来警戒众人，这是为政或杀或赦的准则。为什么呢?
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
所谓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失，不因小的过失就废免其人，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就会愧对圣明。
何则？
为什么呢?
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
虽然犯有错误，但轻重悬殊，对于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责罚不同但名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们的声名来自比，惑乱视听，趁著名声可以扰乱，藉力取直。所以对时政议论更不利。
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穨。
大凡纠举过错弹劾失误，是要用来肃清诬陷整顿教化，现在纠举小过，使清议更为颓废。
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 不以一眚掩大德。
所以圣人深知人情而通达政体，所以说： 不因一点小错误而掩盖了大德行。
又曰： 赦小过，举贤才。
又说： 赦免小过，推举贤才。
又曰： 无求备于一人。
又说： 不要对人求全责备。
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
因此戴着冕冠前有玉旒，用丝絮塞住耳朵表示不听信谗言，用意在于对恶人的惩罚必须取其中大的，然后简约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诛杀，这样法禁就容易全备。
何则？
为什么呢?
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
危害法律在于犯大罪行，却去严谨地搜寻小的过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严禁在墙角缝中偷盗物品的老鼠，又有什么区别。
古人有言， 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 ，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
古人说， 鈇铁放弃不用而常使用刀锯，不能为政 ，这是说放弃大事而处理小事。
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当今政务的过失，有点相类似，陛下应当反过来去做，就能做应做的事。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
权宜之制不能长期使用，政务乖谬不能保安，这是说攻与守的方法不同。
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
百姓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随时宜而产生。
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
有原因而产生，那这一愿望就不可剥夺；事情没发生变化以前，那时机也不可违抗。
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
圣明的为政之道，会迅速去处理，等不到下车，因此能一举一动合乎时机，做到大得人心。
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
昔年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们服役住家，各在一方；这既是形势所需要，又不得意，权且用于一时，以应付急务，并不是常典。
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
但沿用至今，积年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实在是因为他们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统一，知道暂时不能求得安宁的缘故。
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
所以心甘情愿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样，视危险如同平安。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
到了平定吴的时候，天下想望平静，但东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将士武吏，戍守长江沿岸，或者给京城在水上运输物资，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人分离，都不安宁。
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
又不习水土，运输劳作频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灾患，这种情势不可长久。
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
这些事应当很好地加以解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
魏氏错役，亦应改旧。
魏氏人役交错，也应改革旧法。
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
这雨点做得合理，百姓就会十倍于今天地感恩戴德，妪歌欢乐的生活。自董卓作乱到今天，将近百年，天下苦于劳役，人丁艰难到了极点。
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
天下统一，开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宁，不是凭空虚望。
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
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确实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让受各种劳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区，兵卒守备在各自的家乡，的确可以做到。
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
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静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
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做到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处就难以计算了。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
政务千头万绪，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难以全部在奏疏中列举，提纲挈领，关键在于三条。
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
想要政治清静，清静在于减少劳役，减少劳役在于无马而治。
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
想使仓库充实，则在于发展农业，而利农在于平耀粮价。
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
为政在于申明信义，申明信义在于简选贤能，简选贤能在于任官时间长。
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
使官员任职长并不是困难的事，让他们在位连任，如果才能不合适，就不要让他转任他官，这样事情就能办好。
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
平耀粮价现在已经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备的可以补充完善，就能储蓄谷物。
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
要无为而治没有别的方法，减轻烦重的劳役，抑制像是有益实则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静了。
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
这三条一旦实施，虽然还不足以纯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宁是绰绰有余的。
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
国家的利益，在于天地自然之财富，也就是农业。
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
所建立的制度为农，就会有功益。
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
如果妨碍农业，都专务于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实则有害的做法。
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
但现在天下有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停下来，有的花费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
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
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废弛，但到了最后会大有好处。
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
农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到后来有了妨害，在于有些事开始时看来似乎不要紧，但最终成了大患，应该反过来做工作，用来堵塞住这种祸患的发展。
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
又如黄河、汴水合堤，沈莱治理，这些劳役不能停下来。
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
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
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
但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如果不是此类，就以此为准则，才可以用劳役，其余都专务于清静而与民休息。
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
但要能精于计算轻重，权衡利弊，知道该兴什么废什么，这很难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干，不能胜任。
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
创业的伟大，功勋在于垂范，使后世的人有所依赖得到安宁。
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
安宁的局面，虽然看似昏暗实则光明，大智若愚。
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
成就济世功业的人，实际在于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于使国家清静。
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
至于修建官署，诸如此类的役作往往伤于过于奢侈，这些用不着担心不做，将来会不等陛下下令就会做。
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
至于承受前代的遣业，依靠时日，实际在于前代的遣风能得人心，他们的余业可以匡救幼弱，但现在勤于所不需要的事，却损伤了所依靠的事。
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造两点，哪些事急需解决，陛下如稍微加以考虑，详细选择合适的事，就会天下大治了。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
社会上的议论，私下将陛下比作孝文帝。
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
我认为圣德的兴隆还是衰败，在于后世，不在当今。
何则？
为什么?
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
陛下就像龙凤飞翔，应时登上帝位，有创业的大功。
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
扫荡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
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
以天子之尊，仍为百姓着想，有孝顺节俭的仁德，超过了百王，又有这一功德。
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
做事无论巨捆，一举一动都成法度，又有这种品德。
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
如果处理好在位时的国政，建立巩固的封国，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遣迹，考察功绩，那实在能和汤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
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我遣番话，并不是褒扬虚美陛下的说法，事实就是如此。
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
如果要问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优秀的史官在记载功勋的时候，没有写好，非常可惜。
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
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务的人士参与陛下的谋虑，等实行的年代稍长久，最终必然会取得成就。
愿陛下少察臣言。
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论。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
又议论对肉刑的看法，见于《刑法志》中。
诏答曰： 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
下诏回答说： 得到陈奏建立封国制度，应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齐法，应该恢复肉刑，以及谈到六州将士之役，居官任职的方法等，所陈奏的各条，我知道了你在忠心为国。
动静数以闻。
以后有事仍请全部奏报。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
元康初年，刘垣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
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
正遇上诛杀杨骏，刘颂驻扎守卫殿中，当天夜裹，下诏任命刘颂为三公尚书。
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
又上书议论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时论的称赞。
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
很久以后，转任吏部尚书，设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职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赏罚分明。
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当时贾郭专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迁，这一制度最后不能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
赵王司马伦杀害了张华，哭得很悲痛。
闻华子得逃，喜曰： 茂先，卿尚有种也！
他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又高兴地说： 茂先，您还有后代啊!
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
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此事，大怒，但惧于圣堕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
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
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绩，认为应加九锡，百官不敢提出异议。
颂独曰： 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
惟有型堕说： 昔年出给堕加九锡，垫给置加九锡，都是一时使用，不能当常礼推行。
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
现在宗庙平安，即使皇后被废黜，专权的奸臣受到诛杀，但过去周勃杀诸吕而推尊孝文，霍光废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没有给予九锡的成命。
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
现在违背旧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时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
九锡之议，请无所施。
九锡的建议，请不要施行。
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
张并对此愤怒不已，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党羽，将要杀他。
孙秀曰： 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
孙秀说： 杀了张华、裴颁已经伤了人望，不能再杀了刘颂。
林乃止。
张林才罢手。
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便任命塑堕为光禄大夫，在他官署前设有行马。
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
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吊唁祭祀，赐给二十万钱、朝服一具，谧为贞。
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
中书侍郎刘沈奏议，称刘坛为当时小辈，应赠开府。
孙秀素恨之，不听。
孙秀平素忌恨他，没有允许。
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
颂无子，抚养弟弟刘和的儿子刘雍早死，又以刘雍弟弟型翅的儿子型历为嫡孙，继承封爵。
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
永康元年，下诏因刘颂杀贾谧时统摄百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赐给食邑一千五百户刘颂的弟弟刘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
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
伐县时，抓获了张悌，多次升官至积弩将军。
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
到武库发生火灾，刘彪出主意拆断了与着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抢救出来很多珠宝器物。
历荆州刺史。
历任荆州刺史。
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刘颂的二弟刘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荣阳太守，还未上任，逝世。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人家的后代，和刘颂是近亲，由他姑姑家收养，改姓陈。
中正刘友讥之，颂曰： 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
中正刘友以此事规劝他，刘颂说： 舜以后姚虞、陈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礼律不禁。
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
现在我家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
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
刘友正想条列奏上。被速画所阻止，因此未被弹劾。
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 乡里谁最屈？
刘颂问明法掾陈麸、基毯说： 乡人中谁最委屈?
二人俱云： 刘友屈。
二人都说： 刘友委屈。
颂作色呵之，畿曰： 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
型堕变色呵斥他们，鉴堂辩解说： 刘友因私自议论冒犯明府是错了，但乡人公论说他委屈。
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刘友前后被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等职。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
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
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
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
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
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 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
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 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
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
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
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
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
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
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
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
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
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
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
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
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
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
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
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
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
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
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
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
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
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境外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
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
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
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
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
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
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
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
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
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
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
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
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
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
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
重奏曰： 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
李重上奏说道： 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
《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
《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
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
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
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
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
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
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
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
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
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
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
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
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
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
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光、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
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
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
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
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
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
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
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
重驳曰： 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
李重驳议说： 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
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
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
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
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
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
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
诏从之。
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迁廷尉平。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
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
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
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
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
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
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
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
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
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 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
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 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
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
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
重奏曰： 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
李重上奏说： 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
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
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
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
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
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
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
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
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
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
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
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
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
沈为中正，亲执铨衡。
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
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
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
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
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
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
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
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
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
且应二品，非所求备。
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
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
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
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
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
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
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
诏从之。
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
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
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
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
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
又上疏曰： 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
又上疏说： 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
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
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
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
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
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
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
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
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
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
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
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
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
弟嶷亡，表去官。
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
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
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
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
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
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
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
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
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
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
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
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
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
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
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
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
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
自下摩上，彼实有之。
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
李重清雅，志乃无私。
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
推贤拔滞，嘉言在兹。
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
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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