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论杜谗邪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 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我考察前代的历史，发现凡是阿谀逢迎，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危害国家的败类。
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
他们巧言令色，私结朋党。
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
如果君主昏庸无能，就会被他们蒙蔽，忠义之臣就会受到排挤打击，蒙受不白之冤。
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
所以兰花虽繁茂，却被秋风摧折；国君希望英明，却被献媚的小人迷惑。
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
这样的事情在史书中不胜枚举。
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
现在，我把在齐代、隋代年间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径，简略地说给你们听听。
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
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他的声威令敌国闻风丧胆，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因为害怕齐朝的兵马西渡过来，把他们灭掉。
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
后来斛律明月被孝征用谗言加害致死，周朝的人于是产生了吞齐的想法。
高颎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
隋代的高颎有治国的雄才大略，辅佐隋文帝成就了帝业，他参与朝政二十多年，天下得以安宁。
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
后来隋文帝听信妇人的谗言，摒弃冷落他，最后，他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国政也就开始衰败了。
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
另外，隋太子杨勇指挥兵士，治理国家，达二十年之久，他早已是当仁不让的太子。
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
可是，杨素欺骗君主，残害忠良，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太子没有才能，于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隋朝灭亡的祸根也由此埋下。
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
隋文帝混淆了嫡出与庶出，结果殃及了自身，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
古人云 世乱则谗胜 ，诚非妄言。
古人说： 世道混乱，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道。
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
这话的确中肯。我常常想，应该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根源，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觉悟。
前史云： 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
史书说： 猛兽在山林中出没，野草不会被人采摘；忠正的臣子处于朝廷之中，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
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魏征曰： 《礼》云：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魏徵说： 《礼记》上写道： 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警觉。
《诗》云 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
《诗经》说： 要憎恶小人搬弄是非的嘴，那会搅乱四方邻邦。
又孔子曰： 恶利口之覆邦家 ，盖为此也。
另外孔子说， 邪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愿陛下深慎之！
我发现，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被谗言蒙蔽，枉杀忠良，就必定国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谨慎啊。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
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
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
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拜谒，并大肆装饰官署，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馈送朝廷贵戚。
太宗知，召而数之曰： 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
唐太宗知道这事后，把他召来训斥道： 我巡察黄河，洛水一带，历经数州，大凡有什么需要，都由官府供给。
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
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雕饰院宇，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如今不能再这么做了。
当识朕心，改旧态也。
你应该体会我的心意，把这套坏的作风改掉。
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
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奸邪谄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警戒他。
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很快就死了。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 太子保傅，古难其选。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太子的老师，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
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理太平，称为圣主。
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老师，他们都很贤明，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天下获得太平。
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
秦代的皇子胡亥，秦始皇很爱他，让赵高做他的师父，教授他刑法。
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
胡亥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极其残暴，不久就败亡了。
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
由此看来，一个人是善是恶，的确与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影响有关。
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
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交名士，可是交往深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但是他们不具有孔子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正直、宽厚、见多识广。我继位以来，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舜圣明，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北齐后主高纬那样的暴政。
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
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魏征曰： 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
魏徵回答说： 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
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
陛下顺应天意，平定战乱，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绍、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
但经云： 放郑声，远佞人。
但是经书上说得好： 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挑拨是非的奸邪小人。
近习之间，尤宜深慎。
这些外在的影响，也不可不谨慎啊。
太宗曰： 善。
听后，唐太宗点头称是。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 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 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拔士论》，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数职。
太宗谓戴胄曰： 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
我认为，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 看过奏书，唐太宗对戴胄说： 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现在我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
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
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议论朝政，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
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
过去，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齐文宣王狂妄无理，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
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
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于此。
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
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 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 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顺从天意，使天下获得太平，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
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
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申明冤情，让我听到诤言。
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
现在，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大都是告发百官，意见非常繁多，让人无法定夺。
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
我发现，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是不可能的。
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
而无耻小人，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从今以后，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应当以诽谤之罪论处。
魏征为秘书监，有告征谋反者。
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谋反。
太宗曰： 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
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 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于是我就提拔任用他，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
竟不问征，遽斩所告者。
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反而把告发者处以斩首之刑。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 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 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
遂良曰： 史官之设，君举必书。
褚遂良说： 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
善既必书，过亦无隐。
善的既然必须记，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
太宗曰： 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
唐太宗说： 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
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
一是对照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鉴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办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
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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