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 卷三十一
○李谔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
好学，解属文。
好学，知道作文章。
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
仕北齐为中书舍人，有口才，常常接待陈国使者。
周武帝平齐，拜天官都上士，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拜授他为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高祖有奇貌，于是深深与之结交。
及高祖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
高祖为北周丞相后，很亲近他，问他为政的得失。
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高祖深纳之。
那时战争连年，国库空虚，李谔上《重谷论》，以讽劝高祖，高祖全然采纳。
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
高祖受禅后，李谔历任比部、考功两曹的侍郎，赐为南和伯爵。
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论所推。
李谔生性公平方正，通晓事务，被人们推重。
迁治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 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
升任治书侍御史。高祖对群臣说： 我过去当大司马时，常求放外任。李谔陈述十二策，苦劝我不要到外地任职，我于是决意在朝内作官。
今此事业，谔之力也。
如今这番事业，是李谔出的力啊。
赐物二千段。
赐他缣纟采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
李谔见礼教凋敝，公卿刚死，其爱妾、侍婢，就被子孙嫁掉、卖掉，于是形成了风俗。
谔上书曰： 臣闻追远慎终，民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
李谔上书说： 我听说，追念远逝的人，善始善终，民德才能归于忠厚；三年之丧无改，才称为孝顺。
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
我听说朝中大臣，有父亲祖父去世，日月还不久，其子孙为无赖之徒，就瓜分他们的的女妓爱妾，嫁了、卖了，以取钱财。
有一于兹，实损风化。
即使只有一个事例在如今，就实在有损风化。
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
爱妾虽然微贱，但亲自承接先人的衣服和鞋子，为之服丧三年，这是古今的通例。
岂容遽褫缞弊，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
岂能容忍急急脱下丧服，强迫施上粉黛，让她们在先人的灵牌前哭泣告辞，送到他人的房里去？
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
凡是看到的旁人，尚且伤心，何况还是人子，怎能如此忍心？
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
又有朝廷大臣，位高爵重，他们之间平生交好，情如兄弟。但到朋友死后，却把朋友当作路人，早晨听到朋友死了，傍晚就劝朋友的爱妾改嫁，方便时甚至自己去求聘，以得到他人爱妾为目的，毫无廉耻之心，抛弃朋友的情义。
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
而且，治家之法，可拿到官府上，既不能正家，又怎能有助于治国？
上览而嘉之。
皇上看了表章，很赞赏。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
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谔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李谔又因写作文章的人，崇尚轻薄，转相师法仿效，流宕他途而忘记返回正道，于是上书道：我听说，古代的先贤圣哲教化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视听，防备他们的嗜好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的心，显示他们以淳朴平和的道路。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五教六行，是教训人民的根本；《诗》、《书》、《礼》、《易》，是崇尚道义的门径。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所以能够恢复孝顺慈爱，让人人都知道礼让，调正民风民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凡有上书献赋，写诔文刻铭文的，都是用来褒扬功德，赞扬贤能，注明功勋，证明大理。
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如非惩恶扬善，于道义上，不让白写白刻这些东西。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到了后代，风俗教化逐渐差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曹魏的三祖，更是崇尚文辞，忽视治国大道，喜好雕虫小技。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下面跟从上头，就如影之随形，响之从声，竞比文采，于是成了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江东的齐、梁二朝，其弊病就更重，无论贵贼贤愚，只求吟诗咏词，于是就不管大理，只求文辞不同，追求清虚，追逐文辞，竞比一韵之奇，争比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连篇累牍，但其内容未超出描写月亮的形状；堆满书案，积满书籍，但其内容只是描写风云的形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世俗以此比高低，朝廷以此选官吏。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既然开了文辞可得禄利的道路，世间崇尚文采的感情就更深更重。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于是，不管是民间的小孩，还是贵族家的孩子，还没有看六甲，就先作五言诗。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至如尧、舜、商、汤的典诰，伊、傅、周、孔的学说，不再关心，何曾入耳？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以傲慢放任为清虚，以缘情赋诗为勋绩，指责儒士为古拙，把作词赋的当作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所以文笔一天天繁琐，而其政治却一天天混乱，的确因为弃掷了大圣的正道，制作无用的东西而以为有用。
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损本逐末，偏爱华章，转相师法，越久越严重。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
到大隋受命，圣道复兴，摒弃轻浮，遏止虚伪，如非胸有经典，生性质朴，有志于大道，归依于仁孝，不得引入仕途，为官为宦。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举凡公私文书，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交有关部门治罪。
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无不崇仰典籍，抛弃华丽虚浮，选择先王的令典，行大道于这个盛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但我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承袭坏风气，选举官吏，不遵照规矩。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乡里乡亲说他仁义，学习先圣的经典，不随便交友的人，就被摈弃在门外，不加录用的情况；出现学习不师古，追逐时尚，写作轻薄的文章，交结朋党而求声誉，就反被选作官吏，送到朝廷的怪事。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这都是因为县令、刺史不行风教，犹讲私情，不讲公道。
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我的职责，就应该纠察这类事。
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但是，如果闻风即弹劾，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搜寻访查，如有此类情况的，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
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曰：臣闻舜戒禹云：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又上奏道：我听说舜帝告诫大禹说： 你只有不矜持，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比才能；你只有不骄傲称功，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功。
言偃又云：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言偃又说： 侍奉君王，自数其功，这就要自取其辱；侍奉朋友，自数其功，这就会被朋友疏远。
此皆先哲之格言，后王之轨辙。
这些都是先哲的格言，是后王的正道。
然则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
那么臣下之道，出力济时，即使勤劳可与大禹相比，功勋有如太公望吕尚高，也不能骄傲自大，要挟君父。
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
何况还是功劳不足以录下，勤奋不足以补过，却胆敢自述功勋，随意地干扰皇上的视听！
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
世间的丧亡之道，到北周就到了极点：下无廉耻，是上头使他这样的。
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
北周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看其行。
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
自吹自擂的，就以干练有才而承蒙提拔；谦虚退让的，多因其静默而被遗忘。
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
因此，周代大臣上表章表达忠诚，就先论自己的功勋；承受龙颜敷衍上奏，也说： 臣下我最为用心。
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
自我吹嘘，自卖自夸，都无惭愧羞耻之色；强行求官横行要爵，只以把天下搞光为能事。
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
自大隋受命以来，此风顿改，甚至连耕田的农夫、贩卖的农妇，也无不洗心革面，何况还是大臣，却仍旧遵从坏风气！
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我听说，刺史入京朝觐皇上，还有自述巴掌大的小功，喧闹于朝廷之上，言辞不逊，自我吹口虚的，对皇上如此轻慢不敬，特别难以饶恕！凡是这样的人，都要写清他们的罪状，送交台省，公开地加罪废黜，以惩风教。
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皇上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蔚然成风，深深地革除了弊政旧俗。
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
李谔在职几年，务求存大体。他不喜欢严酷激烈，因此无刚正之誉，但他悄悄地却有很多匡正。
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
邳公苏威以为临街的商店客舍，都是求利之徒干的，事情污杂，不是敦本务农之义，于是奏明高祖，要他们归农种田。如有想依旧从商的，所在的州县要把商店客舍录附市籍充公，拆毁商店客舍，并限定时日，令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正值冬寒，莫敢陈诉。
那时正值寒冬，没有哪个敢陈述申诉。
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
李谔因有别的事出使外地，见到这个情况，以为士农工商，各有其业，旅店和旗亭，自古都有，情况各异，录附市籍充公，在道理上讲不过去。而且，旅店是旅客的依托，岂容一朝废掉？这么作，白白地劳累烦忧，于事无补又不应该。李谔于是专权决定，一切依旧。他出使完毕回到朝廷，然后报告皇上。
高祖善之曰： 体国之臣，当如此矣。
高祖赞赏他说： 治国大臣，应该这样。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
因为年老，李谔出京拜授通州刺史，很有恩惠之政，百姓夷人都很高兴。
后三岁，卒官，有子四人。
三年后，在刺史任上去世。有儿子四人。
大体、大钧，并官至尚书郎。
李大体、李钅匀，都官至尚书郎。
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材品，大业初，判内史舍人。
世子李大方承袭爵禄，最有德才。大业初年，大方任内史舍人。
帝方欲任之，遇卒。
炀帝正要重用他，碰上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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