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
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可谓历史久远，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历史书籍。
黄帝时代，有史官仓颉负责记录历史，可见史籍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记载： 史官带着笔。
史就是使。他们拿着笔，做好记录。
古代左史记录时事，右史记录言辞。
记录言语的经典是《尚书》，记录时事的经典是《春秋》。
《尚书》的《尧典》《皋陶谟》记录了尧舜时期的历史，《尚书》的《甘誓》《汤诰》记录了夏商时代的历史。
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时期，政务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过往朝代的历法排列历史顺序，贯穿四季联系各种事情来统一记事，省称春秋。
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抨击恶事，树立良好风气。
自从周平王势力衰退，法制才开始散乱，伦理也开始败坏。
昔日孔子担忧王道失落，悲伤于文明崩坏，幽静独居感叹没有凤凰到来，临街看到麒麟也会悲泣。于是孔子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鲁国历史修改《春秋》。
举出实例得失表达赞美，引证国家存亡为标准来劝诫；一个字的褒奖，比做官显贵还要难得；只言片语的贬斥，比身受刀斧还要痛苦。
《春秋》意义深远，用字简练。左丘明在同一个时代，就领略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对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统地探讨，而创作了《春秋左氏传》。 传 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实在是《春秋》的辅助文献，历史中极为难得的记事文章。
战国时代，依然保留史官。
秦始皇统一七国，而七国的历史简册都有保存。
这些简册只是收录了战国策士的言行，所以名为《战国策》。
刘邦战胜嬴政和项羽，累积了多年的武勋和战功，而陆贾就效法古代，创作了《楚汉春秋》。
汉代史官司马谈，世代手执简册作史。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甄别历代帝王功勋。
如果与《尚书·舜典》中的记载作比较，帝王都不算圣明；如果效法孔子《吕氏春秋》，那么《史记》并非圣贤之作。
所以取法《吕览》，把记录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 纪 。 纪 是提纲的名号，也是包举一切的称号。
所以司马迁叙述帝王时用 本纪 ，记录公侯用 世家 ，记录卿士用 列传 ，记叙社会政治问题用 八书 ，记录年代和爵位用 十表 。
虽然与传统编史方法不同，却能很好地攥住记叙史实的条例。至于《史记》一书注重写实，学识丰富而广博诡辩，爱好奇异与儒家相悖，体式不统一等问题，在班彪对《史记》的评议里可以详细看到。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 十志 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文质彬彬，意味深厚。
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
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
《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
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羲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子做皇帝。
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 母鸡不晨鸣 ，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女子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知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
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
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
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
司马彪的著作翔实，华峤的著作准确，都是史书中的好作品。
而先后撰述的魏代三国记传，例如孙盛的《魏氏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有的浮夸虚设，有的疏漏无纲，只有陈寿的《三国志》堪称绝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作司马迁和班固，并不过分。
晋代的史书，由著作郎掌管。
西晋陆机作《三祖纪》但没有完成，南朝王韶续写《晋纪》也没有全结束。干宝著的《晋纪》精审正确，孙盛作的《晋阳秋》简明扼要。
看《春秋传经》，都能举出例子；从《史记》《汉书》之后，也就没有可以作为范例的了。
东晋邓粲的《晋纪》才又出现了条例，他摆脱汉魏时期的影响，学习殷、周时代的《尚书》，虽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确有心做好文章，《晋阳秋》订立的条例，就是邓粲设立的规矩。
想把史书写好，必须贯通百家，让书流传千古，表明所记录的兴衰，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时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与天地一样流传。
所以在汉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
国内各个郡的文献，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让其详细了解国家的体制状况。
另外史官还必须阅读历史，研究残存的书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历史，确立当代书写的立意和规范，选择合适的言语，依靠经书作为准则。对君王是否劝告或者警示，应当以圣贤的思想作为依照。
然后，完整明晰地评论史料，才不会出现不恰当的评述。
然而本纪和列传的样式，有编年体缀事的问题，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谈，而是按照现实书写。
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传承的过程中无法十分紧密贴切，积累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事件始末则可能有疏漏，这就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
有时候一件事和两个人有关，同时记载难免有重复，而只写在一个人的纪传中又不够周全，这也是编排资料的不易。
所以张衡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有错误，傅玄讥笑《后汉书》冗杂，其实都是这些问题所在。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
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 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 荀况则说： 远的从略，近的从详。
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
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 按实而书 的原则。
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
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
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
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
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
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
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
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
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
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总结：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
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
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
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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