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

百姓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

百姓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

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

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百姓便无法游荡求食，百姓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

百姓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

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

这样，百姓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

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一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

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国君对逃跑的人处刑也不能制止流民散失，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

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

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

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一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

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

没有奸巧之事百姓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

粮食，能吸引百姓；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

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

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

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百姓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

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百姓除害兴利，所以天下百姓都归附他。

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

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百姓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百姓都是不憎恶的。

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

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百姓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百姓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

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

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

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