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苟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
所以怀中抱着石头投河自尽，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做到；然而君子并不推崇这种行为，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
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
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
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 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却不可以戏谑，容易恐惧却不可以胁迫；害怕祸患却不会逃避愿意为了正义而牺牲；希望获得利益，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却不结党营私；言谈雄辩，却不故意玩弄辞藻。
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无论有没有才能都是美好的，小人有没有才能都是丑恶的。
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
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以向他学习为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会以向他学习为耻；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
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
《诗》云： 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
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
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
《诗》云： 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
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与小人相反。
倘若君子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倘若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倘若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倘若得到任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倘若高兴，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倘若忧愁，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倘若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倘若贫困，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
小人就不是这样，倘若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傲慢而粗暴；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倘若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倘若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倘若得到任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倘若高兴，就会轻浮而急躁；倘若忧愁，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倘若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倘若贫困，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
古书上说： 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安定，违背礼义叫做混乱。
所以君子治理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治理违背礼义的国家。
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进行治理了吗？
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它，并不是说依据原有的混乱去治理它，而是要先去除混乱再进行治理。
这就如同一个人的品行有污秽需要整治，并非在污秽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去掉污秽换上美好的品行。
因此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污秽并不等于整治污秽。
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就好比是说君子只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治理混乱的国家，只做美好的事而不做污秽的事。
君子洁身自好，那么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会聚拢过来；完善自己的学说，那么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会前来响应。
所以马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
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
有谁能让自己的洁净清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需要坚守住仁德、奉行道义就行了。
真心实意地坚守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够感化他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
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
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
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
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
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
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
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
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使人们永远地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人们就完全被教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但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大但志向高远；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因为那无数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初开时的情形，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
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
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治理天下的百姓，与役使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
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
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
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
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
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
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就耳聪目明，偏私就昏暗愚昧；端正谨慎就通达，欺诈虚伪就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
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它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喜爱还是厌恶、获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厌恶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是获取还是舍弃。
如此，就不会经常出现偏差了。
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都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不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
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讨厌的，我也讨厌它。
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性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
所以说： 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
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
京ICP备20210035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