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论礼乐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 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
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 攻克姬昌之后 这样的诗句。
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 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
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
于是下诏说： 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
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
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 世 和 民 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 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
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
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
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
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
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 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
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
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
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
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
太宗说： 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
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
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
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
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
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
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
其后，唐太宗下令说： 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
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
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
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
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
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
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
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
王珪说： 《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公婆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
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
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
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
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
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
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
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
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
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
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 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
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 唐太宗说： 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
魏徵说： 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
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
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
唐太宗说： 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
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
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
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
魏徵又说： 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
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
国君对此应该审慎。 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 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
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
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 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
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
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
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
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
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
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
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 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
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
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
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
常言道： 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 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
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
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
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
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
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
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
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
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
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
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
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
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
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 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
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
唐太宗说： 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
御史大夫杜淹说： 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
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
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
唐太宗不同意，说： 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
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
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
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
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
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
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 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
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
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 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
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
唐太宗说： 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
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
萧瑀道歉说： 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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