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论务农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

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

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

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

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

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

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

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

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

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

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

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

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

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

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

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

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

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

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

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

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

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

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

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

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

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

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

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卷八 论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