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辨兴亡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

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

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

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

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

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

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

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

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

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

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

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

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

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

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

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

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

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

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九年，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

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

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

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

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

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

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

魏文侯问：为什么呢？

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

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

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

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

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

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

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

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

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

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

卷八 辨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