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
圣明的君主确立的法治,赏赐足以鼓励善行,威严足以制服暴乱,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完全贯彻下去。
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劳多的地位尊贵,竭尽能力的人得到优厚的赏赐,尽心尽忠的人名声得以树立。
好的事物就像春天的草木一样蓬勃生长,坏的事物就像秋叶枯萎凋谢,所以民众奋勉竭力,乐于尽忠,这就叫君臣相宜。
君臣相宜,所以能使出力的人自觉地服从法度竭尽全力,务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样;战士们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维护法治的人都怀有忠贞之心,抱定伍子胥尽忠守节那样的献身精神。
出力的人都愿意成为像任鄙那样的力士,战士们都愿意向孟贪、夏育,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轻罪,用人们不敢违反的法令制止人们容易犯的罪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盗跖这样的贪鄙者与曾参、史这样的廉正之士都同样廉洁。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贪婪的盗贼不去深涧拾金,因为去深涧拾金,身体就难以保全。孟贲、夏育不估量敌人的力量,就得不到勇武的名声;盗跖不预计可行性,就不可能成功。
明君掌握禁令,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就要受到制裁;盗历在不该窃取的地方去窃取,就要受到惩罚;所以能禁止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防止盗跖在不该窃取的地方窃取。这样一来,凶猛的人就得小心了,为非作歹的人也得改邪归正。
新梦德人小心谨慎了,大盗贼正派了,天下就会公正太平,民众的思想也就归于正道了。
君主背离法治失掉人心,即使遇上像伯夷那样清廉的人也会出现危险,更难避免田成、盗跖这类人的祸害了。
为什么?
当下天下没有一个伯夷,而奸诈的人确实不断出现,所以要确立法律制度。
坚决按照法制标准办事,那么,不但伯夷不会改变好行为,而且盗跃也就不能为非作歹了。法制分明,贤人不能攫取不贤的人,强大的不能侵扰弱小的,人多的不能欺负人少的。
把天下置于尧的法令管制中,忠贞的人就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难存侥幸心理。
把干金置于后羿的神箭保护下,伯夷就不会丢失了,盗跖也不敢窃取了。
尧懂得不放过坏人,所以天下没有奸邪;拜技艺高超、箭不虚发,所以干金不会丢失。
这样一来,奸人就活不长了,盗跖也不敢再活动了。
这样一来,乱臣贼子,暴君贤臣,就都不会出现了。所以书籍里就不会记载宰予,不会提到六卿,也不会记载伍子胥,不会提到夫差了,孙武、吴起的谋略就会被废弃,盗跖的贼心也会被收伏。
君主在王宫里过着甘食美衣的生活,再不会结下怒目切齿的仇恨,遭到篡权颠覆的灾难;臣下在都城中垂衣拱手,无忧无虑,再不会遭到意外的灾祸,激起强烈的怨恨。
制服老虎而不用笼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绝虚假而不用符信,这是孟贲、夏育感到担心的,也是尧、舜感到为难的。
所以设下笼子,不是用来防备老鼠的,而是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来防备曾参、史绍的,而是为了使庸君也能禁止盗跖;制作符信,不是用来防备尾生的、而是为了使大家不再互相欺诈。
不要只依靠比干那样的誓死效忠,也不要幻想乱臣会不行欺诈;而要依靠能使怯懦的人制服老虎的笼子,把握住能使庸君容易保住政权的法令。
处在现在这个时代,为君主尽忠思虑,为天下造福的法宝,再没有比上述这些更符合长远利益了。
所以做君主的没有亡国的前途,忠臣没有杀身的危险。
知道尊法必赏,所以能使人们根据法制竭尽全力,誓死忠于职守。
纵有孟贲、夏育一样勇猛的脾气,人们也不敢轻易地去送死;纵受盗跖一样贪心的迷惑,人们也不会为了财物去丧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确保政权稳固的原则就算完备无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