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危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福祸要根据行为善恶获得；三是生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决定；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不能凭君主的个人的爱憎；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要诚实守信不欺骗。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不亲近，厌恶的人不疏远。

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

人们不乐于生存，那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无法推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理国家就能安定。

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爱惜身体不做坏事，小人少而君子多。

所以国家可以长久的存在，永久平安。

在狂跑的车子上没有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倾覆的船只下没有伯夷那样的廉者。

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安定的时候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涌现。

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

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

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

如果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君主就无法安宁。

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刮已被搜括尽的民众，那么民众就会说：我一无所有了；民众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

法令是用来维系治理国家的，一旦被轻视了，君主的功业就无法建立，名声也就无法获得了。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进献逆耳的忠言。

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时疼痛，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所以心里暂且难受，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

因些，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

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

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

这样一来，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好比希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都像比干那样，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臣下也就不会背离君主。

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手下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还要希望他们都像比干，所以国家无法安定。

假如圣君被废，暴君得立，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

失掉了长处，国家就建不起功业；拘束在短处里，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

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

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于强弱。

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

所以，齐国是大国，但由于名不符实，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

桀是天子，但没有是非观念；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

把欺诈当成正确的，把天生缺陷当成错误的，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

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从来不曾有过。

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这种法制适合民心。所以，贯彻法制，国家就能治理好；脱离法制，民众就会思念。

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

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