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度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一直衰弱。
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
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死后，楚国便随之衰弱。
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
燕昭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又将涿、方城作为国都的外城，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昭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
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完全攻占了定陶和卫国领土；对齐国用兵，夺取了齐国的平陆之都；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在睢阳的战事中，楚军因长期作战疲惫不堪而逃走；在蔡和召陵的战争中，楚军被打败；魏国的军队布满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发达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
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昭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
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弱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
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就如同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国家也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
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凌驾于群臣之上，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
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群臣就会背离君主在私下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
官员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
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
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
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
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
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
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
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
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
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
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贤能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
在朝廷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
所以臣子有口不为自己的私利辩说，有眼不为个人的目的察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
做臣子的，就像人的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
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
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
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
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
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
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
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
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
先王法令说： 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 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
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
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
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
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
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
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让君主迷失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还不知道。
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
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
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
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
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
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
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
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
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
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
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
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
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
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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