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疑
自己国家最重要的，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
赏没有功的人，罚没有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
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且没有遗漏差错，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
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
现在世人都说： 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 ，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
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
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
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
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
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
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
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
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
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
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
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逄，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是凭借激烈争辩和极力劝谏来说服君主。
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君臣之间就如师徒一般；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不按他们的意愿做事情，他们就会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也不畏惧。
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蒙蔽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扰乱法治，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
像这样的臣子，只有贤德和圣明的君主才能禁止他们，至于昏庸糊涂的君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做成功了事情也不敢张扬自己的功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损害家庭利益，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把君主当作高高在上的天和泰山一样尊崇，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
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庸糊涂的君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的君主呢？
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在内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在外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他们也不害怕去做。
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尚且害怕他们篡权夺位，何况是昏庸糊涂的君主，能不失去权柄吗？
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
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
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所以得到身死国灭的下场。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他们选拔臣子时，对内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
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施以惩戒。
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
据史书记载：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都受到了处罚。
以上五王所处罚的，都是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使他们家破人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
观察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
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任用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到了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姓名不保，根源就在于君主不懂得任用臣子。
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
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
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
说什么 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 。
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 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
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
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
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
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
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
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
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 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 奸臣问：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
党羽就说： 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
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
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
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
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
又说； 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
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
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
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
史书记载说： 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
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
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也还算是贤明的君主。
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
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湖，不分昼夜地饮酒，有时一脸几天都不曾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就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将其杀死在座前。
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他懂得如何任用臣子。
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士兵几十万。他，不沉溺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
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被天下人所耻笑。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
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
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
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
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
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
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
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
所以《周记》上说： 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
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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