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望封于齐。

太公望被周武王封于齐这个地方。

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

齐国有个叫做华士的人，他以不为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宗旨，人们都称赞他的旷达贤明。

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

太公望派人请了他多次他都不肯来，于是就派人把他杀了。

周公曰： 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

周公于是问太公说： 华士是齐国的一位高士，为什么杀了他呢？

太公曰： 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

太公望说： 这样一个不做天子之臣，不做诸侯之友的人，我吕望还能以其为臣，与之交友吗？

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

我吕望都无法臣服、难以结交的人，就一定是不可教训而应该要抛弃的人；召他多次而不来，就是叛逆之民。

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如果为此反而要表彰他，让他成为全国百姓效法的榜样，那还要我这个当国君的有什么用呢？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

少正卯与孔子同处于一个时代。

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

孔子的学生曾经多次受到少正卯言论的诱惑，而离开学堂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课，导致学堂由满座变为空旷。于是到了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把他杀了。

子贡进曰：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

子贡向孔子进言说： 少正卯是鲁国名望很高的人。

夫子诛之，得无失乎？

老师您将他杀死，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呢？

孔子曰：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

孔子说： 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与之相比还算好的行为：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为人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反常却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无实但却十分雄辩并能打动人心，第四种是所记多为怪异之说但是却旁征博引，第五种是顺助别人之错误还为其掩饰辩白。

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

一个人如果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难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这五种恶行。

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正是小人中的奸雄，这是不可不杀的。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

因此，齐国没有懒惰之民，并始终没有沦为弱小的国家。

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韩非《五蠹》中所讲论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的。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

如果小人没有过人的才干，想要祸乱国家就很困难。

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

如果小人有才能但愿意接受君子的指挥，对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君子也不应该一概摒弃他们。

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

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年轻人，连孔子的弟子也不能幸免，几乎要胜过孔子，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

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孔子狠下杀手，不只阻止了当时因口才雄辩而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作为借口摒除异己祸乱国家者树立了 榜样 。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实不可用。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都是没有实际才干。少正卯看上去像是有才能能够担负重任，实际上并不可用。

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

一般的奸佞小人，贤能明智的君主就能够发现并将其杀死，然而对于一些所谓的名人隐士，只有圣贤之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死的理由。

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

唐朝萧瑀对佛教很痴迷，唐太宗就命令他出家为僧。

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河南郡丞郭仙舟纷纷献诗陈情。

敕曰： 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

玄宗下诏说： 看你们诗中的意思是崇奉道教的，这种思想不切合实际所需，那就依着你们个人的喜好吧！

罢官度为道士。

免去他们的官职做了道士。

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

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

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如果让那些痴迷佛、道的人都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学习异端邪说的事情就可以消失了。